秦晓：解决民企困难需从制度入手 非战略安全国企和民企应一视同仁

最近，关于民营经济的讨论成了热点，引起这些讨论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当下民营企业遇到不少现实的困难，包括经营成本上升，感受到的税费负担（尤其是社保负担）加重，以及融资方面的压力等等。这些问题反映出来以后，相信通过一些政策手段可以得到缓和，但如果仅限于此，则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关于如何深刻地认识民营企业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加以解决，如果是从民营企业家或者专家学者口中提出，并不会让人感到太多意外，实际上这样的讨论也已经有很多。但如果是一名大型央企的原一把手来就此客观地发表观点，就十分罕见了。在11月13日举行的《财经》年会上，香港金融发展局委员，招商局集团、招商银行原董事长秦晓认为，民营企业的问题要解决，需要真正找到制度上的障碍，而解开制度障碍，需要解开当前国企、民企的二元结构。

秦晓指出，中国存在的民营和国企二元结构体制，在国际上是非常独特的。“谈到民营企业的时候，完全是一个中国命题，国际上没有人这么分，”他说，“因为民营企业分布在各行各业，范围涉及很广，如果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共同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一定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一定是个制度问题、体制问题。”

秦晓表示，民企所面临的问题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企业普遍遇到的问题，这类问题主要是围绕经济周期波动和经济结构调整产生的，以及税务、法治、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问题；另一类问题就是关于民企的不公平待遇问题，这里提到的不公平，是相对国企而言的。

国企的本质：政府介入市场

秦晓解释，正是因为有国企，才会有民企这个概念，如果没有国企的话，不需要单独提出民企这个概念来讨论。

在秦晓看来，国企存在的本质是政府介入了市场，它不是作为一个中性的调控者或者监管者、基础设施的维护者，而是直接参与了市场竞争。在政府进场的情况下，秦晓认为，一些重要政策的决定是很难完全到位的，政府有自己的国有企业，那么和民营企业的政策就很难完全一视同仁。

“市场的基本前提是公平竞争，如果市场中有人得到特殊的好处，不是经过自己竞争得到的，而是通过分配来的，那这个市场就存在规则上的缺陷。”秦晓说。

显性和隐性的不公平待遇

具体而言，民企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有显性的、直接的，也有隐性的、间接的。

显性、直接的不公平待遇包括：

1. 市场准入。包括金融、电信、能源等一些行业对民企设置了门槛，民营企业很难进入或者基本进入不了。“平等竞争环境下，资本不仅可以横向流动，也可以纵向流动，”秦晓说，“这些行政上的垄断阻碍了资本的纵向流动和产业升级，造成了竞争的不平等和社会的不公。”

2. 财政补贴。虽然民企也会得到财政补贴，但从整体结果来看，对国企的补贴明显远远超过对民企的补贴。

3. 要素价格管理。包括银行、能源等行业的国有企业通过要素价格的管制得到了好处，这些市场的价格没有完全市场化，实际上是保护价格，而民营企业也无法享受。

隐性、间接的不公平待遇则集中反映在国企、民企获取银行贷款时的差别，国企的成本远远低于民企的成本。虽然客观上来看，国企的规模可能更大，一部分国企的竞争力也更强，但并非全部如此。秦晓指出，造成上述差异最主要的原因是：银行认为政府会支持国企，如果国企出了问题，政府会出来救国企，但如果民企出了问题，就没有人来救；或者如果一个行业出了问题，在检查部门看来，国企和民企是有区别的，可能问题的责任更多会在民企这边，而不是国企。

“没有明确的、刚性的直接指示，这是银行独立做出的决定（允许国企以更低的成本获取贷款），我们称之为‘政策溢价’，它折射出制度上的问题，”原来担任过招商银行董事长的秦晓说，民企需要付出更多的溢价成本才能获得贷款。

对国企分类 实施“投资中性”原则撬开二元结构

长期来看，要真正解决民企面临的不公平待遇问题，需要从制度上解开障碍。秦晓认为，可以从国企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出发，根据是否承担国家战略安全任务，把国企分为两类：

一类以保障国家战略安全为主要目标，不以盈利为目标，这类企业可以做被动的金融性投资，但产品不要进入竞争性市场，不要购买技术、收购控制企业，这类企业的数量应该比较少。“再怎么说服我，我也不能相信旅游是属于国家战略安全的范畴，”秦晓说道。

另一类则完全没有国家背景，政府也不给任何补贴，管理团队在市场上招聘，激励机制也按照市场方式制定，以市场方式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竞争；政府甚至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减持，将其注入到社保。“没有任何国家补贴就来参与竞争，别的国家没有理由挡住我们。”

秦晓建议，划出第一类企业，剩下无论国企或非国企，都应该做到“投资中性”，即国企不能享受比非国企特殊的财政政策和待遇，甚至有的可以民营化，如果朝这个方向走，或许就可以真正撬开二元结构。

“这样我们以后也不用再开会讨论民营企业问题，不管国企和民企都一样，都是企业，对中美贸易的问题也会起到正面的推进作用。”秦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