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财政政策“积极”二字含义不同于十年前 谨防惯性思维

今年7月份，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一篇题为《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大有可为》的文章，引起了各界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问题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积极财政政策”一词也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中。

11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在《财经》年会上以“高质量发展：财政政策如何更加积极”为题，发表了对当下财政政策“积极”二字的解读。

此“积极”非彼“积极”

传统概念上，在国内谈到积极财政政策，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减税降费、扩大（政府）支出（特别是扩大期间的基建投资支出）和增列赤字。如果用更简短的词来概括，传统意义上的积极就等于扩张。

然而，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解是有一定背景的。高培勇指出，传统意义上扩张式的财政政策根植于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过渡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当今的语境中，“积极”二字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

现阶段宏观调控根本途径在于改革

高培勇指出，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宏观调控的实施主要依靠政策性安排，但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调控的实施虽然也不排除政策调整，但根本途径在于改革。

具体看高速增长阶段和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差别，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政策目标方面，在高速增长阶段，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总量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侧；而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换句话说，高质量发展阶段所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所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这较以往高速增长阶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其次，政策路径方面，在高速增长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是需求管理。需求管理有几个特点：立足需求侧；紧盯需求总量；进行对冲性逆向调节；追求短期稳定。但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为供给侧改革，正好倒过来，立足的是供给侧，紧盯的是结构调整，追求的是提高供给质量，同时优化供给结构。

第三，政策措施方面，在高速增长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操作寄托于政策性的调整或安排，但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根本途径是改革。要以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以推进各种基础性改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

中美贸易摩擦并未使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当谈到对当前形势判断的时候，高培勇指出，不管中美贸易摩擦带来了怎样的经济下行压力，不管国外的经济形势如何严峻、如何复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变。

他表示，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是经济结构变革过程中发生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其中有周期性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因素。

既然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变，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总体上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总体上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并不意味着不做局部调整，会有调整，但是总体的大致格局必须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

具体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中央做出的部署是，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货币政策要把好货币政策的总闸门，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

减税降费需考虑同步削减政府开支 控制赤字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高培勇认为，当前再谈到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二字的含义就不再是扩张，而是扩大内需加上结构调整。

与此同时，传统对应于积极财政政策的三种手段减税降费、扩大支出和增列赤字，其内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减税降费的同时，不同于高速发展阶段，需要考虑同步削减政府开支，否则很容易就会回到原来“大水漫灌”的老路上。当前阶段的减税降费，更重要的目标是降成本，而非只是以往的扩需求。通过增列赤字、增发国债来减税降费，未来只能带来更重的税费负担。

而关于扩大基建投资，以往主要是用来带动整个社会总需求的增长，但现在对其的定位是优化供给结构，把扩大投资和补短板（包括基础设施的短板、民生领域的短板和受制于人领域的短板等）相对接。

对于赤字的考量，以往为了经济能够稳定，可以不计赤字的成本，但现在防范风险成为了必须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在三大攻坚战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防范发生重大风险，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对于赤字的水平必须高度警惕，应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锁定在3%以内。

高培勇总结，虽然今天的经济形势和政策安排和10年前有颇多的相似之处，但其背景和面对的主要矛盾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要全面调整理念，走出惯性思维，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围绕高质量发展所形成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来做好当前的经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