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Thomas J. Sargent：美国对于"贸易战的贡献"

嘉宾介绍：Thomas J. Sargent是这次20位诺奖当中唯一的一个经济学家，他是2011年获得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擅长于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应该被称为是理性预期学派的引领人物，他对现代经济学和金融的大部分领域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在2011年的时候，他和其他的两位经济学家一起开创了合理预期学派，研究利率的失业结构、经济箫条等实证研究。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他有两个观点我印象比较深刻，一个是在谈到量化宽松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他认为从宏观的角度来说，量化宽松带来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第二条就是对于中国经济转型，这个阶段性的挑战来说，他认为经济增速放缓并不是坏事，关键是看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是不是强劲、够不够强劲。待会儿可以问Thomas J. Sargent这个理解对不对，所以我们很高兴在今天世界贸易局势不确定的情况下，Thomas J. Sargent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而及时的话题。一起欢迎Thomas J. Sargent教授。

    Thomas J. Sargent：我要谈论一个目前有不少争议和噪音的问题，我们看看在噪音里面能不能找到信号。讲讲美国对于"贸易战的贡献"，讲讲美国的贸易政策。现在以及未来如何思考，我们将使用基础经济学的理论，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第一点，国际贸易是好的。对于大部分人、大部分时间下国际贸易是好的，但不是对所有人在所有的时间都是好的。那么这个观点从哪里来呢？这是个理论上的观点，而且它有实证的支持。这个理论的观点来自亚当斯密，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他认为劳动分工可以增加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如果我们有专业化增加收益，但是专业化有局限性，取决于市场规模。如果一个小国想一切都自己做，会限制他的分工的程度。所以亚当斯密说劳工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国际贸易降低贸易壁垒，可以增加市场的规模，是好的。任何限制市场规模的扩大，都是不好的，而减少交通成本、减少通讯成本，都可以促进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这也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背后的考量。

    今天在这里我想从政治科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结果，一种社会的结果，或者一个政治进程的结果。这是我们要问的关键问题，就是谁渴望实现这样的结果。因为总会有人希望这样的结果发生，是哪些人？第二个问题，谁想改变这个结果？这些问题是我在思考国际贸易的时候的最根本问题。思考未来的唯一方法，就是比较现在和过去，看看我们现在和过去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讲讲美国的历史，来说明怎么看未来。

    我是一个乐观的人，从1945年开始的美国历史，贸易壁垒和关税一直在下降，现在已经达到历史最低点了。此外，欧洲的贸易壁垒和亚洲的贸易壁垒也处于历史上的最低点，关税低不是零，非贸易壁垒也低，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谁渴望这样的成果？谁渴望自由贸易和低贸易壁垒？与此同时我们在问谁反对低贸易壁垒？反对自由贸易但是失败了，到目前为止谁失败了？最后今天还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听到美国的特朗普总统说，发生了什么强大了那些阻止自由贸易的力量，发生了什么才会让那些支持贸易自由的人改变想法？

    我们来看一下在贸易战中有哪些武器或者工具呢？我想有三种，任何国家都一样，都有三种。第一是关税，关税是对进口征税，是对你的国民征税。第二个是补贴，你可以补贴国内的生产者。第三个是量化的贸易限制，也就是可以禁止别的国家向你的国家进口。所以这三个工具为各国所使用。

    下面，我们要问的问题，这些工具有哪些好处？这些工具可以达到什么目的？ 第一，关税。关税有两个可能的目的，一个就是增加了国家税收收入，因为它是一种税源。第二，如果关税足够高，它可以保护低效的国内生产者，补贴可以促进国内产业，允许国内的生产者，尽管在低于成本销售的情况下也可以存活下去。第三，量化的贸易限制，也是保护了低效的国内生产者。

    所以，我想问问这些工具从它达成的效果来看，谁想使用这样的工具？我们用一分钟时间想想，大家就能想出来了。我知道中国政府就问过这些问题，其实在美国是由谁来决定贸易政策？有两个层次，最高的决策不是美国政府，而是美国人民。因为贸易战争真正的受益或者受害者都是民众，所以最终来说贸易政策的决定者是美国公民，要么就是美国的生产企业，进出口者，进出口行业的人。比如说我吧，如果我是一个出口型的行业，教育出口型行业，或者是消费者，我今天消费的，比如说我今天穿的和使用的电脑，都是由别的国家生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个进口的消费者。我们说最终的决策者他授权，要么美国国会，要么美国政府制定关税政策，但是无论是国会还是总统，他只是向保险经纪、保险代理一样，他是个代理人，这个故事讲得有点长。但是美国宪法规定美国国会负责制定关税。

    1790年美国建国，到1934年这段时间，在上一次世界贸易战的时候，凡是参与了上一轮世界贸易战大家都是失败者，没有赢家。国会开始把关税制定的权利授权给总统，那么结果就是现在他的国会就把自己的宪法权利给予了美国总统，来制定关税。为什么国会决定这样做呢？原因就是从1934年的时候，出现了上一次的贸易战的不良的后果，国会当中的大部分的人，包括美国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能够降关税，他们希望不仅是美国降关税，而且其他的国家都能够降关税，特别是希望当时的英联邦国家能降关税，并开放他们的市场。当时国会就觉得说在谈判的时候美国怎么来增加他的可信度呢？怎么增加自己的灵活度呢？如果美国总统有能力可以控制或者减少关税，控制关税的水平，把这点用在谈判当中，就可以在谈判当中有更大的制动权。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从1945年变成了现在的这样子，就是美国的关税和贸易壁垒是历史上低点，而欧洲和亚洲的关税也到了的低点。答案就是从1945年之后每一位美国总统，一直到2017年特朗普上台的时候，他一直是用贸易限制作为威胁，或者关税增加作为威胁，然后其实把它用作讨价还价的工具，让其他的国家减少关税，减少贸易壁垒，然后进一步开放市场。

    美国的总统就一直说自己是自由贸易的保护者，一直在这样做，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里根都是这样做的。美国威胁提加关税，或者短期增加关税，这样的话日本和韩国就因此而开放了他们的市场，这也被认为是成功的典范。如果你去读这些谈判的话，你会发现谈判的记录当中，双方都彼此威胁，但是结果就是达成了协议。所以这一路以来，这些关税就在不断地下降。这是因为这些谈判的过程。

    那大家会说是谁希望关税能下降呢？在美国谁希望关税下降？在美国其实有很多的人希望自由贸易的，他们就是生产商和制造商。他们觉得我在世界上的市场上可以很好的竞争，而且可以卖出东西。那么他们觉得这些美国人希望在二战之后，我们美国人觉得在竞争中只要市场开放就可以打赢任何国家，所以我们希望开放，当然我们也在持续不断这样做。其实这些人在美国是说了算的。当然也有人是反对这种降税的，但是这些人是少数派，而且一直是比较失败的。那么这些反对派是谁呢？就是那些没有效率的一些生产者，往往是垄断的生产者。那么他们是得到各个政府的帮助，他们不希望有来自海外的竞争。有一些人，比如说希望能够抗拒技术的变化。但是那些想希望美国能够竞争，而且希望美国能够更加有效的那些人，一直是赢的，在2017年之前。但是，大家可能会问，现在供应链是全球化的、全球性的，而且没有一个产品是只在一个国家生产的，那些所谓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大家也知道，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进出口过程最终的成品，而且这当中有很多专业化的过程。

    所以，我们的底线就是在美国长期的趋势，也是大部分人从贸易当中获益的。而且，他们是想要有贸易，也是支持政府用关税只是作为一种威胁，但事实上真的不想加关税，不愿意真的加关税，而希望其他国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开放他们的市场。那么现在大家可能会问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今天我们在美国看到的是不是一个总统，然后他用的英文跟之前总统的英文意思是不是不一样？是不是他发出了更多的噪音？当然我们现在的噪音更多了。因为他今天说的话和昨天不一样，朝令夕改。他所代表的利益是不是也根本的发生变化了呢？过去在美国对于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其实是共和党，他们代表的是一些大公司，比如说用钢铁来生产各种各样的制成品，他们希望能够从德国或者其他的欧洲进口比较低价格的钢铁，所以大家现在问的问题就是未来会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在美国人对于贸易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你真的想要这个东西的话，要注意可能的后果是什么。

    最后一点就是要讲讲这是不是一个威胁。那么在你谈判的时候你做一个威胁，这确实是比较大的危险。在美国的历史上，确实在谈判的时候犯过一些大的错误，从历史来讲。从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对英国人就威胁要涨关税，然后在我们刚刚立国的时候，几乎美国当时就成立不起来了，直接导致了1812年的战争，因为我们觉得误判了自己，觉得自己太强了，没有预计到英国当时会这么大规模的报复，这是一个错误。一个最近的错误也比较近了，就是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的时候，美国就去做了一个所谓的双边的，这不是多边的，是一个双边的石油交易协议，这当中就没有包括一些石油的中东的产出国，是作为一种惩罚。那么结果就是这些中东的石油生产国他们报复，形成了欧佩克。欧佩克作为石油产出国集团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也提升了两次石油的价格，大大伤害了美国的经济，这就是因为美国没有非常聪明的贸易战带来的恶果。

    所以很显然我们长期的趋势，就是把贸易作为一个威胁，是非常成功的。在长期来讲，它成功的减少了关税，而且开放了市场。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所以我觉得对我的国家的人来说，现在比较明智的做法就是读读历史书，然后看看我们过去成功的要素是什么，以及失败的恶果是什么。

    这就是我要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