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非交往前线专家工作的思考与讨论

从1955年的万隆会议到2018年9月即将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非友好交往跨越近60个春秋。从早期"求同存异"的外交理念到如今"南南合作"提倡的"互相尊重、互利合作、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实践理论，中非合作关系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中树立了新的典范。展望非洲几十年的飞速发展，离不开中国对非洲援助支持这一坚实的后盾。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中国援非的理念也在更新，从"援助"转向"共赢"，从单向赠予到双向合作，从技术传播到文化联系，这将为中非关系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追根究底，推动这一巨大进步的背后力量是什么？答案是前沿一线的工作者。

他们身在非洲，探索非洲，是中非历史的见证者。然而，随着时代的更替，一代代前线工作者们会经历怎样的变化？当今的前线工作者们在构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前沿一线"的作用以及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挑战？

2018年6月6日，以"中非交往的前沿一线"为主题，由中国农业大学主办的"南南合作和国家发展合作洞见"第二场沙龙活动在京顺利举行。分别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国粮农组织及媒体界的嘉宾们结合自身体验与感受各抒己见，共同探讨这一话题。

"前沿一线"

什么是前沿一线？联合国粮农组织资深农业专家邓正锐提出自己的见解，前沿一线工作者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包括驻非的外交官以及在非的所有华人群体，如私人机构、政府研究机构、国营企业、私营企业等。

一般情况下，"前沿一线"多指私人或政府研究机构派往非洲执行研究工作的专家们。当谈到如何看待这些"前沿一线"工作者时，农业日报社国际部主任、主任编辑白锋哲这样概括，"前沿一线工作者是亲历者，是中非交往合作中的民间大使，是国家形象的代言人"。

对内，还原真实的非洲万象；对外，展现积极的中国形象。这是时代赋予前沿一线工作者的新内涵。

然而在庞大的前沿阵营中，有一个独特的群体值得被关注。他们致力于国际农业发展合作和南南合作的实践工作，不仅将丰富的专业知识经验和技术方法传至非洲，而且深入了解非洲当地的文化习惯。他们将本土经验散播于非洲独有的异质土壤里，育出融合中非双方优良文化基因的幼苗，再壮大成友谊的常青之树。他们正是从事援外工作的技术专家们。

他们是层层选拔中挑选出来的优质人才，是肩负着国家外交使命的重要人物。专家们代表着国家形象，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非洲人对中国的认知，因此任重而道远。

百年前，非洲曾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西方出于控制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目的施以带有附加条件的援助。近几十年，不断有来自西方的专家学者到非洲实地考察。由于文化差异、援助目的等因素，中方援非专家与西方自然有极大不同。那么这些不同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教授陆继霞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中西方前沿一线者们最大的共性在于都掌握技术，按照受援国的技术需求，援助国派遣专家进行指导。

至于差异，首先是身份，中国农业专家是通过体制选拔然后派遣至非洲，具有体制认可的专家身份，而西方的专家可能是独立的研究者，可能来自ATO,虽然都属于研究非洲的专家，但背景各有不同。其次是居住，西方专家们个体意识非常强，通常是独来独往，而中方专家倾向群居生活，由国家集体管理。再者是学术研究，西方学者主张"去政治化"的研究思想，而中方研究者普遍带有政治化倾向。在经验上，西方的技术指导是因地制宜，即专家先考察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测试实验，然后再示范与指导。但中方的技术指导是平行转移，不论是农业栽种，还是医疗治理，相关的专家都是基于国内的工作经验，直接指导非洲人民。

作为实践中的一线工作者，陆继霞教授认为，不仅要传授技术，更要与当地人有文化上的交流。这一点，中方专家做得更好。中方专家入乡随俗，比如参加当地的婚礼和葬礼等。这样的交往使得中方专家与非洲的一些社区、机构、组织建立了情感关联。交流一旦超越技术层面，上升到更高的文化和政治层面，其内涵会更加丰富。相比之下，西方专家只是做技术指导，其余的一概不顾，即使研究水平再高，也会产生文化隔阂。

援非历史

历史上，中国最早产生"对外援助"想法的动因是苏联援华。苏联对中国的帮助之大，让领导人认识到国际援助的重要性。

从1955年的万隆会议，第一次与非洲国家外交接触后，国家领导人便有对非援助的想法。1958年，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相继独立，我国外交部正式设立非洲司。到1964年，非洲北部的埃及、阿尔巴尼亚、摩洛哥等国独立后，中国不断增加援助非洲国家的数量。1964年至1966年，援非情况相对稳定，我国不仅对非洲北部国家施以援助，更扩大至部分非洲南部国家。桑尼亚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接受中国的援助。国内发生文革时期，外交陷入极左，与许多非洲国家关系破裂，甚至断交。1969年前后，我国与非洲的关系陷入低谷，援非暂时中断。直到文革结束，国内状况发生好转，我们才重新建立与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关系，逐渐加大对非洲的援助力量。

改革开放后，国家重点目标在国内的经济建设。从1979年起，开始大规模缩减对非洲的援助经费。到1980年，国际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我国对非援助力度加大，直到现在仍保持一个稳定状态。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蒋华杰从历史的角度讲述了中国援非的历程。他进一步提到，我国的援非理念发生过很大的变化，过去强调"大国义务"偏向单纯利他，但随着局势变化难以维系；改革开放时，大规模缩减对非援助，提倡互惠互利；新世纪以来，在援助理念上强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注重经济效益，积极引入市场模式，做到合作共赢。

"援助"到"双赢"

作为中国第一位独自深入非洲部落进行人文调查的女摄影师，梁子从自己对非洲的向往之情说起，讲述她理解的中非援助。她说，在过去，我们一直讲"援助"，现在更强调"双赢"。这说明，非洲与我们都在变化，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非洲人对中国的认知也在变化。

梁子用非常精辟的语言总结，与非洲人民打交道的过程是"输入技术、给了温暖、带去文化"。

刚到那个地方，我们除了拥有技术，对当地几乎是一无所知。当生活在非洲一段时候后，我们不仅输出技术，反而汲取了很多当地的东西，例如民风民俗等传统文化。每个人包括自己在内去非洲体验，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改变自己和认知国家。她用自己的亲身感受解释了什么是"双赢"。

专家带着丰富的学术背景和实践经验去往非洲，不能总以"援助"和"教授"这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对待非洲人民。当地农民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但种出的地并不差。他们的经验源于自然界的规律，没有人比他们更熟悉土地。这是前沿一线工作者应该学习的地方。"共赢"的含义就在于此。

最后，她补充道，专家应该调整思路，不只是去"援助"或是"改变"，而是实现"双赢"。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梁子老师建议，不应局限于书本，深入前沿一线才会有更多不同的体验与感悟。

机遇与挑战

随着"一带一路"的倡议，东非被列入"一带一路"的计划之中，这将是中非合作的重大机遇。今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在北京召开，这是中非国家领导人12年后再次齐聚北京，共商新时代的中非合作大计。

机遇虽多，但背后也隐藏着种种挑战。对于中非合作的挑战，专家们既从历史、文化等宏观角度，也从援非工作者个体的角度深入分析面临的挑战，以此提出解决方法。

国内首家聚焦援外农业专家的媒体《农民日报社》国际部主任白锋哲，形象地将以前单纯利他的援非比喻为 "勒紧裤腰带"式帮助。直到八十年代，国家援非理念才逐渐回归理性，提倡互惠互利。迈入21世纪后，对非洲的援助不仅是帮助非洲国家摆脱贫困，也是中非友谊往来的体现。如今，国家倡议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这说明国家对于援非的认识更加全面而且深入。

对于中非合作间遇到的困难，蒋华杰提到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先生的例子。1980年李先念先生去到非洲后，感慨我们国家与非洲的文化观念相差太大，仿佛隔着一个时代，可当时我国援助非洲已有二十五年历史。这说明，文化误解是从过去到现在仍未彻底解决的巨大挑战。六七十年代援非专家回国后没有反映真实情况，没有起到信息沟通桥梁的作用，从而产生文化误解。他进一步总结说，援非专家除了技术上的传播，还要积极宣传，帮助国内民众做决策。同时，媒体应该起到信息传递、沟通的作用，呈现给大众一个真实的非洲。

陆继霞依据多年的研究，全面地总结援非工作者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方法。她说道，习总书记谈到构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归根结底体现在前沿一线的工作者如何落实工作。他们的言语与行为，不仅代表着中国的文化背景与政策方略，同时述说着与他们亲身接触的非洲人民的故事。当我们谈到挑战时，不妨换一个角度，看看这些前线人员面临的实际挑战。例如，派往非洲的研究专家最先面临的挑战是环境，身处热带而且疾虫肆掠，此外还有心理压力。这需要我们专家不能仅抱着执行任务的心态去往非洲，还要思考如何与祖国、与机构建立更加强有力的情感联系，以缓解自己的心理压力。

除了大规模合作项目外，中非民间人口流动问题是一个热门话题。当国人尝试走入非洲、寻找机会时，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无法理解当地的政策、法律以及文化。不论从事矿业、渔业、农业或IT业，如果不深入了解基本情况，就可能造成大量的财力、人力和时间的浪费。

她接着提出两种解决办法。一方面，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抛开西方固有的思维局限，做到了解并理解非洲。大量的科研人员亲自去非洲考察，探知非洲的真实面貌，然后将真实的信息通过各种可靠的媒体渠道呈现在公众面前。目前援非专家主要从事农业，但随着中非交流的深入，大众需要了解的，不仅限于农业技术，还将延伸至各个领域比如法律、政治、文化等。非洲人有他们对于中国以及世界的认知逻辑，有他们独特的优势，但大众往往只从西方的一些片面报道中认识他们，如贫穷、饥荒、炎热。她举出自身的例子，去非洲之前和大多数人一样，以为赤道附近的非洲，在夏季非常炎热，结果出乎我意料，正值7、8月的非洲竟然比北京凉快，才发现原来那个地方也有雪山。

另一方面，流动到非洲的中国民间人口数量越来越多，他们的一言一行同样影响到非洲人对中国的理解。既有积极也有消极，因此国家出台相关政策，规范他们在非洲的行为，不能肆意妄为，尊重当地法律，传递正面的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