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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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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石资本让渡决策权遭处罚:2500万管理费仅自留140万

2020年,上海盛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向一只名为“胜超基金”的私募基金收取了2525.6万元的管理费。事后监管调查揭示了一个惊人的资金流向:这笔钱里只有140万元进了盛石自己的口袋,其余2385.6万元以“咨询顾问费”的名义,几乎原封不动地转给了另一家机构——上海国盛资本。

而交易细节远比数字本身更加触目惊心。在胜超基金的日常运营中,资金支付和收益分配需事先征询国盛的意见;重大款项的支付,必须得有国盛推荐的人员签字确认;公司的印章和核心资料全部存放在国盛处;银行账户预留的是双方印鉴;甚至证券账户的交易操作,也是由国盛方面直接负责的。

换句话说,这只基金实质上的“募投管退”全流程决策权都不在名义上的管理人盛石手里,而是在出资方国盛手中。2026年11月13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简称“中基协”)公示两份纪律处分决定书,认定盛石资本的上述行为违反了私募资管业务相关规定,对其作出警告处分。这起案件不仅曝光了一只私募基金的非典型运作模式,更敲响了关于“通道化”管理和名义人责任的警钟。

让渡的不仅仅是决策权,更是法律责任

盛石资本成立于2013年,是一家老牌民营私募基金管理机构。胜超基金成立于2020年8月,至今仍是盛石旗下唯一一只在中基协完成备案的产品。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援引的监管文件,胜超基金的出资方上海国盛资本持有盛石资本35%的股权,且盛石实控人之一与国盛存在关联关系。这种复杂的股权交叉,为后续的安排埋下了伏笔。

在《咨询顾问协议》及补充协议的多重框架下,盛石作为法定管理人继续收取全额管理费,却把实际的管理权力让渡给了国盛。这不是简单的分工协作,更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外部投顾。当印章归对方保管、账户需要双方联合签章、投资决策完全依赖对方指令时,已经构成了核心管理职权的实质性转移。

中基协的处罚逻辑非常清晰: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独立决策责任不能通过任何商业协议进行转移。你可以聘请第三方机构提供数据支持或投资建议,但你绝对不能把最终的执行权和决策权拱手让人。一旦越过这条界线,所谓的“专业管理人”就退化为了一张替公司收费的牌照,这在法律层面上构成了严重的失职。

140万与2385万的账本逻辑

管理费总额的悬殊差距,暴露了这起案件最核心的商业诉求。在正常的私募运作体系中,管理人收取的管理费通常按照基金规模的一定比例计提。对于一支成立时间不久的私募基金而言,第一年就能产生超过2500万元的管理费流水,说明其募集规模并不低。

如果盛石确实完成了募资推广、标的筛选、投后管理等全套服务,这份收入具备基本的商业合理性。但如果大部分管理职能都由国盛实际完成,那么2385.6万元的巨额“顾问费”流向便引发了另一个严肃的问题:这是否构成变相的利益输送?从现有的公开信息来看,中基协的处分决定书主要聚焦于“决策权让渡”这一违规行为本身的定性,暂未就费用分配的公平性和合规性进行深入穿透调查。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关安排没有问题,当管理人实质上是“收租者”而非“管理者”时,投资者的权益保护机制将暴露在极大的真空地带。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风险控制。如果基金在项目退出环节出现纠纷,或者在投资方向发生重大变动,由于缺乏独立的管理人团队进行把关,所有决定均由出资方单方面主导。一旦形成投资损失,投资者很难依据合同向名义上的管理人追责,因为后者早已在实质上放弃了管理职责。

“收租式”管理的行业根源与代价

这起案件之所以引发关注,还在于它揭示了中小私募机构面临的一种普遍困境:如何在没有核心竞争力的情况下获取管理规模。

在许多小型私募基金的发展史中,都走过一段“拼资源不拼能力”的路程。为了吸引大型国资或强势产业资本进入,管理人往往会采取极其优惠的条件——比如允许资方参与甚至主导决策,同时承诺固定回报或承担兜底责任。在这种模式下,管理人实际上沦为一个融资通道,通过出让部分利润换取品牌背书和管理费的入账。盛石资本显然也未能摆脱这一路径依赖。

在资管新规落地以及中基协对“通道化”业务的持续打压下,这类灰色操作的生存空间正在被急剧压缩。盛石试图通过保留名义管理人来规避责任、维持收入的行为,已被监管层明确禁止。这标志着监管层不再容忍私募行业的“名实分离”,任何形式的“挂靠”和“空壳化管理”都将受到严厉审视。

主动换帅背后的纠错与博弈

值得高度关注的后续动作是,盛石在收到中基协的预警与处分后,已主动将胜超基金的管理人变更为国盛资本。

这一举动既是纠正违规行为的必要手段,也可能暗示着双方此前的合作模式本就难以维持表面平衡。过去数年,市场上存在一些私募机构采取“通道业务”的思路:自己出资质拿牌照,实际项目由资金方操盘,双方按比例分润。但随着监管趋严,这类模式的法律风险已不可承受。从“幕后让渡”转向“台前接管”,国盛资本正式走到前台成为法定管理人。这在合规层面上切断了盛石资本的连带管理责任,但也直接暴露了胜超基金过往运作的真实面貌: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缺乏独立管理团队支撑的定制化产品。

对于该基金的存量投资人来说,虽然底层资产和运作风格大概率不会发生剧烈变化,但在法律层面的主体替换无疑增加了新的沟通成本与不确定性。

连续违规暴露治理短板

除了让渡决策权这一顶格违规外,处罚决定书还提到了盛石资本的另一项历史顽疾:股东股权代持。

中基协明确指出,宁波少荃作为盛石资本的股东,在2018年至2025年期间存在股权代持情况。虽然该项问题已于2025年7月完成整改并还原了真实的股权结构,但从时间线上可以看出,盛石资本在过去数年间面临的治理挑战并非偶然个案。

私募基金的本质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其信用基石建立在对股东透明度、管理层稳定性以及内部控制有效性的严格约束之上。股权不透明往往伴随着利益输送的温床,而将决策权外包则是内部管理缺位的极端表现。两项违规同时出现在同一家机构身上,反映出盛石资本在制度建设与合规文化建设上存在长期的系统性短板。这也提醒了整个行业,合规不是应付检查的表面文章,而是机构生存的底线。

留给市场的三个观察指标

这起案件给行业和投资者的启示主要体现在可量化的三个维度。

第一,评估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质量,不能只看对外展示的净值曲线和品牌包装,更要穿透核查其内部团队配置和决策流程。如果一个管理人的实际操作权严重依赖于外部合作方,或者长期没有独立的投研记录,那么即使过往业绩尚可,未来也极易陷入类似的法律与合规泥潭。

第二,监管层对私募基金“通道化”和“挂名管理”的打击力度正在显著升级。中基协近年来持续强化日常自律管理和行政处罚,特别是在信息披露、关联交易审查和利益冲突隔离等方面。任何试图通过一纸协议规避管理责任的尝试,都会付出远高于预期收益的代价。

第三,审视私人基金的收费结构透明度至关重要。当管理费和所谓的外部顾问费之间存在巨大价差时,投资者应当保持职业怀疑态度:这些费用对应的具体服务内容究竟是什么?是否存在隐性的关联交易?当答案无法自洽时,尽早寻求流动性退出往往是优于被动等待的最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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