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国债收益或上行20BP:政府债免税谁来买单?
11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抛出一个重磅细节:专栏《国际利率水平比较》中明确指出,“国债免征所得税使纳税投资者愿意接受低于应税债券的收益率”,“比较利率时需还原税收因素的影响”。
这一表态直接触发了债券市场的剧烈反应。随后三个交易日内,作为基准参照的政金债率先大幅抛售——10年期国开债收益率累计上行7.5个基点,而10年期国债仅微幅上行1.6个基点。两者利差由原本的5.2个基点迅速走阔至11.0个基点。进入11月中旬,国债期货全线走弱,30年期主力合约单日跌幅超0.5%,10年期跌0.13%,市场对“政府债免税将逐步退出”的定价正在加速重塑。
这并非央行首次就税收制度影响国债利率基准作用进行提示。回顾历史,2025年一季度报告曾提及此类观点,约12周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即公告自8月起恢复征收政府债利息增值税。本轮讨论的直接焦点已发生转换——正如华泰证券固收团队在研报中所言,市场的核心议题已从“是否取消”实质性转向了“如何取消、何时取消、以及最终冲击有多大”。
“等价收益率”倒挂下的定价纠偏
当前债券市场的根本矛盾在于,法定免税地位导致的收益率扭曲已经超出了市场常规的容忍边界。
以2026年11月中旬的市场数据为基准,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1.61%,而同期的10年期国开债(政金债)收益率约为1.72%。表面上看,国债收益率低于国开债;但如果按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进行还原换算,1.61%的免税国债其“应税等价收益率”约为2.15%,已经显著高于无需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国开债。
这种倒挂意味着,如果未来政府债确实面临征税,其名义收益率必须向上跳升,才能抹平与应税债券之间的税后利差。
针对这一下行空间究竟有多大,市场机构给出了不同的推演路径。华泰证券固收团队构建的四维情景框架认为,最极端的上限是约54个基点——即要求自营机构获得完全等效的税后回报所需的理论补偿值。但这只是数学上的极限值。在实际交易中,由于公募基金等资管产品层面的免税效应长期主导边际定价,国开债与国债的隐含税率远低于法定25%。华泰预计,随着应税利率债规模逐年扩大、免税资金承接能力被稀释,收益率的实际上行幅度将收敛在10至20个基点之间,超长端(30年期)则可能上行15至25个基点。
另一套主流的逻辑来自国盛证券的“税负分摊法”。该框架指出,取消免税本质上是由整个债券体系每年共同承担一笔新增税款。按照2026年新增政府债约26万亿元、1.6%的票面利率计算,年利息支出约4091亿元,对应25%税率的首年总税额约1023亿元。假设这笔金额由约112万亿的各类受影响债券(含新发国债、政金债及信用债)共同分摊,年化利率冲击的中枢仅为9.1个基点。国盛证券强调,此前市场恐慌下压导致的新发独力承担40个基点以上的情形,是一种极端的压力测试边界,而非现实中枢。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不同视角的模型在底部区间达成了惊人的一致:无论是基于相对价值收敛的10个基点下限,还是税负全额吸收后的9.1个基点中枢,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政府债收益率上行是大概率事件,但幅度将被庞大的债券存量极度稀释。
“法治层级”落差:谁来决定落地节奏?
如果征税不可避免,谁来承担第一批成本,将深刻影响未来的信用利差格局。
根据现行规则,国债的免税依据源自《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这意味着取消免税必须上升到修法层面,需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程序,耗时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相比之下,地方债免税的依据则是财税〔2013〕5号文这一部门规范性文件。按照华泰研究的判断,基准情形将是“新老划断、地方债先行、国债随修法跟进”。
地方债免税的调整无需触碰法律红线,经国务院批准并由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即可实施,这大大压缩了政策落地的时间窗口。未来数月至明年一季度,将成为观察财政部是否出台专项调整公告的关键期。而全国人大层面的立法时间表,则需要等到2027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府工作报告及预算报告的明确表述。
在过渡期内,一个棘手的利益分配问题浮出水面:如果地方债率先失去免税待遇,地方政府作为债务人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支出,而新增产生的企业所得税却主要归中央与金融机构总部所在地所有。华泰研究测算显示,对于部分地方政府而言,其自身财政盈亏平衡点不超过16个基点——若地方债发行利率上行超过这一幅度,地方本级财政不仅无法通过分润收回成本,反而会陷入净减收的境地。这可能引发财力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的不均衡效应。
账面数字背后的三方博弈
一旦“免税外衣”被剥离,资产负债表上的真实损益将是决定机构行为的最强变量。
首当其冲的是商业银行。2026年三季度末的数据显示,商业银行持有银行间市场国债的份额高达70.6%、地方债达71.7%。在现行高息负债结构下,银行配置长债的核心逻辑建立在免税红利之上。华泰研究测算,若全面恢复25%的企业所得税,以大型银行的付息成本测算,持有新发国债的税后净贡献将从原本的约55个基点骤降至17个基点左右。粗略估计,银行体系将在政策落地首年多上缴约321亿元的企业所得税,相当于2025年整个商业银行业净利润的1.3%。而在长达十一年的线性替换周期里,银行累积的多缴税峰值甚至可能突破3084亿元。
保险公司的压力同样具象化。在偿二代监管框架下,险资配置资产受到严格的资本占用限制。以新发的30年期地方债为例,其相对人身险产品2.0%预定利率上限的税后利差,在免税时约为58个基点;一旦开始征个税,这一利差将被暴力压缩至6个基点左右,几乎触及保本边缘。这迫使险资更倾向于提高对超长端政府债的买入利率要求,进而给二级市场带来持续的买盘阻力。
然而,危机之中亦有结构性赢家。铁道债因其独特的“利息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政策,在此次改革预期中意外获得了相对国债的税收优势。当普通国债的免税光环褪去,铁道债凭借特殊的折半征收条款,其税后的相对性价比反而得到了凸显,成为新一轮资产轮动中罕见的避风港。
此外,一个尚未完全明说的风险点正悬在公募基金的头顶。华泰研究特别提示,未来为避免税源经由基金渠道流失并维持税制一致性,公募基金层面的分红免税安排可能成为政策调整的下一个方向。一旦这一口子打开,经由基金间接持有国债所享有的额外42个基点的税后溢价也将烟消云散,届时市场内部的税收扭曲将从“券种之争”彻底转化为“投资通道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