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内狂赎1555亿！银行优先股主动清仓，靠千亿永续债续命？

在低利率环境与净息差持续收窄的双重夹击下，中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正在经历一场静默但深刻的资本重构。2026年以来的公开数据显示，年内已有光大、平安、招商、北京、南京、中信、江苏等七家商业银行启动或完成了大规模的优先股赎回程序，累计高达1555亿元。这一数字不仅轻松超越了2025年全年的赎回总和，更宣告了此前被市场视为“优质永久性资本”的优先股工具正迅速步入衰退期。

银行为何在急需补充资本的当下，反其道而行之疯狂注销这些核心一级资本？答案直指当前银行业最脆弱的阿喀琉斯之踵——利润表。当宏观资产端收益率不断下行时，背负着数个百分点高固定股息率的优先股已从财务上的“安全垫”彻底转变为沉重的“出血点”。通过主动赎回来斩断高昂的利息支出，成为各大上市银行在存量博弈中保全每股收益（EPS）与分红能力的必由之路。然而，用廉价的新发债券替换昂贵的存量股权，本质上是一场极其精密的资本腾挪。在这场涉及千亿规模的“大换血”背后，是银行对税务抵扣优势的精准算计，以及在资本充足率严苛红线边缘小心翼翼的平衡术。

高息包袱下的“利润保卫战”

商业银行大规模赎回优先股的底层逻辑，建立在对负债成本极为精细的算术推演之上。在过去几年的宽松周期中，商业银行为满足《巴塞尔协议Ⅲ》的核心一级资本要求，曾大量发行了票面股息率在5％甚至更高区间的优先股。而在今天整体无风险利率中枢不断下移的背景下，继续维持这些昂贵资本已不切实际。

具体来看，处于低息环境中的高息优先股股息支付面临双重劣势。首先，优先股属于权益类工具，其派发的股息使用税后利润分配，不具备债务利息那样的税前抵扣优势。其次，许多优先股包含股息累积条款和重置机制，一旦市场环境波动触发重置，股息率往往大幅跳升。以招商银行发行的首只优先股“招银优1”为例，经过多次市场化重置后，其当前累计年化股息率已攀升至3．62％。对于一家总资产巨大的巨无霸而言，这意味着每年要有巨额资金从留存收益中被强行抽调，直接吞噬净利润。

相比之下，通过发行永续债或二级资本债进行接续，能提供截然不同的成本曲线。同样以招商银行为例，其在赎回高息优先股后紧随其后发行的新型永续债，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被成功压制在1．99％至2．05％的低极低区间。两者利差接近1．6个百分点。这种立竿见影的降本增效，正是驱动中信银行在10月26日将350亿元优先股摘牌注销、以及江苏银行计划在11月底执行200亿元赎回的最直接动力。

从“永久权益”向“阶段性债务”的结构转移

赎回并不是终点，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才是决定这笔账是否划算的关键。1555亿元的优先股注销，瞬间在银行的资本结构中留下了巨大的空洞。为了不被监管机构问责，也为了不让资本充足率跌破警戒线，这些被抽离的资金必须得到严丝合缝的补充。

观察2026年前三个季度的资本市场数据，可以发现商业银行充当了极度激情的借款人。在此期间，银行业密集发行了高达9233亿元的二级资本债，以及7046亿元的永续债。这两大类混合型及债务型资本工具的合计发行量达到了惊人的1．6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大幅增长约30％，这正是为了填补因优先股注销而产生的资本缺口。

然而，这种“借新还旧”的策略引发了资本属性的深刻异化。优先股虽然股息贵，但在会计处理上通常计入“其他一级资本”，且没有到期日，具备极强的永久性特征。而用以替代它们的永续债，尽管名义上也划归为其他一级资本，但其法律文本中普遍嵌有“发行人赎回权”以及残酷的“票价递增机制”。如果在第五个付息周年银行选择不赎回，票面利率将在原有基础上大幅跃升，足以迫使银行只能选择兑付本金。这意味着，永续债实质上变成了带有长期期权属性的刚性债务。

与此同时，占比较重的二级资本债则具有明确的10年期固定期限，并且包含严格的“减记”或“转股”触发条款。一旦银行发生预设的监管危机事件，这些债券的本息可以瞬间化为乌有。因此，这场千万级别的资本置换，实际上是将银行原本平滑的、无期限的权益性压力，转化为了带有明确偿债节点和潜在暴跌风险的期限错配压力。银行在报表上换取了当下的利润释放，却也为未来三到五年后的集中兑付高峰埋下了流动性隐患。

五大行的“资本充足率”硬约束与监管博弈

在这场席卷全行业的优先股退潮中，“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行的角色尤为引人注目。由于历史原因，国内优先股品种高度集中于这五家巨头，其在境内的存量优先股合计仍高达4000亿元左右。对于地方城商行和农商行而言，由于信用评级和募集条件的限制，它们鲜少参与优先股市场；但对于系统重要性银行来说，这4000亿优先股的陆续退出将对整个系统的资本缓冲体系造成剧烈震荡。

监管层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考核犹如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大型商业银行不仅需要满足不低于7．5％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底线，还必须兼顾总资本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的各项要求。每一笔数百亿元的优先股现金赎回，都会直接导致分母端净资产的同比例缩水，进而对各项资本指标产生明显的稀释效应。

为了避免在赎回过程中出现监管指标的“踩红线”风险，各大行在操作手法上极尽谨慎。通常情况下，银行会采用“先赎后发”或“边赎边发”的无缝衔接策略，确保新债的认缴资金能在极短的时间窗口内到位。但这种操作的难度在于它高度依赖于当时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充裕程度。如果遭遇市场对银行债的避险情绪升温、认购倍数不足，银行的资本补充计划就会被迫按下暂停键。正是在这种进退维谷的监管压力下，部分原本有意发行优先股的大型机构开始转向更加灵活的绿色金融债或标准的普通信用债，以期在不触动资本红线的前提下获取长效资金。

尾声：萎缩的市场与中小银行的融资困局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银行业优先股市场正在不可逆转地走向萧条。随着新增供应几乎绝迹，预计到今年年末，全国尚未赎回的优先股余额将从高位回落至4900亿元左右的低位。一个曾经作为银行第二支柱融资渠道的品种，已经逐渐失去了其市场生命力。

这种结构性真空带来的后果，正在向体系深处传导。对于那些缺乏国家主权信用背书的地方中小银行而言，优先股市场的关门意味着最后一扇低成本无限期资本的窗户也被关闭。在股市低迷难以进行股权再融资、传统存贷业务息差倒挂的环境下，中小城商行不仅面临着不良贷款处置的巨大压力，更在资本补充上陷入了“想发发不出、发了成本高企”的死胡同。它们被迫更多地依赖内部利润留存来积累资本，而这又不可避免地压缩了其扩大信贷投放的能力。

1555亿元优先股的退潮，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财务报表修饰动作，它是宏观经济周期变换与微观金融机构生存策略相互碰撞的必然结果。在净息差保护期的漫长寒冬里，商业银行选择了用未来的不确定性来兑换眼前的利润安全。只是，当千亿永续债的重头镰刀再次挥向几年后的债券市场时，谁又能保证这份来之不易的喘息之机不会被新一轮的资本紧箍咒所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