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采压价之下，跨国药企为何反向扩产

10月21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西班牙制药集团ESTEVE宣布投资超过8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3亿元），在浙江绍兴建设新的医药研发生产基地。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家族2025年曾登上《福布斯》西班牙富豪榜第54位。

这不是孤例。据每日经济新闻不完全统计，仅阿斯利康、礼来、诺华三家跨国巨头今年披露的研发、制造及相关在华投资计划，合计规模已超1230亿元。

一边是集采持续压价、国产创新药加速追赶，另一边却是外资药企大举扩产。这种看似矛盾的举动背后，藏着跨国药企对华策略正在发生的质变。

CDMO：一门被低估的“隐形”生意

ESTEVE的新工厂，做的是合同研发生产（CDMO）业务——为制药企业提供药物生产工艺开发、原料药及制剂制造等专业服务。

这家成立于1929年的西班牙药企，2025年营收8．28亿欧元，同比增长14％；其中CDMO业务贡献收入约4．83亿欧元，占集团总收入的近六成。而全球CDMO市场的体量，据弗若斯特沙利文预测，将从2023年的797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282亿美元。

CDMO的本质，是把新药从实验室走向大规模生产之间的技术鸿沟和专业壁垒，交给更专注的人来做。对创新药企而言，自建生产设施意味着巨额资本开支和失败后的产能闲置风险；而把环节外包给CDMO，则能把更多资源集中于研发和市场推广。

这听起来像是普通的商业分工，但在当前环境下，它的战略意义正被重新定价。

对于现在的创新药企业，特别是AI制药公司而言，成功研发出一种新药，并不意味着就能够直接将其投入生产。从实验室中合成少量药物，到生产出足以支持临床试验的样品，再到新药上市后实现稳定的大规模生产，每个环节都需要专业设备、技术人员和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复杂药物的制造难点，在于能否同时兼顾质量、速度和成本这一“不可能三角”。与传统药物相比，目前部分新型药物的分子结构更加复杂，合成步骤更多，生产过程中还需要更加严格地控制杂质、分子结构及产品稳定性。这意味着，仅依靠建设新工厂或扩大传统产能，已经难以满足部分创新药的生产要求。

为什么选择中国？

“2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ESTEVE CDMO全球制造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发言人Gemma Mestre在回应中表示。

她进一步指出，加强本地生产能力，有助于企业在贴近客户的同时，结合其国际业务网络的技术专长和质量标准，为客户提供服务。

这句话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全球化生产意味着全球性运输，而医药产品的冷链、时效和安全标准对距离极为敏感。在中国本地建厂，首先解决的是供应链效率的问题。

更深一层的原因来自天风证券分析师杨松的判断。他指出，中国在多肽、核苷酸等领域已经形成相对完善的产业链，包括冷链物流、医药中间体、质量控制及研发生产配套的不断完善。同时，中国拥有规模较大的医药工程师队伍，这是药物研发和制造的人才基石。

近年来，中国已经涌现出药明康德、凯莱英、康龙化成、药明生物等一批具有国际业务能力的涉及CDMO业务的企业，业务范围覆盖小分子药物、多肽、小核酸及生物药等多个领域。

传统观念认为，集采压价会挤压利润、打击外资积极性。但换个角度想，集采同样在倒逼跨国药企重新审视在华的成本结构和生产方式。与其维持一个高成本的进口或海外组装体系，不如直接在中国落地生产——这正是ESTEVE此次投资的核心逻辑之一。

从“卖药”到“造药”的策略转折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扩产潮并非简单的产能叠加。

礼来的30亿美元在华投资计划中，拨出了2亿美元专门用于支持中国CDMO企业康龙化成建设药品生产能力。这一投向的指向很清晰：外资不是在自建工厂，而是在培育本地的生产伙伴。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跨国药企在中国的竞争维度，正在从“谁能更好地把药卖进来”转向“谁能更高效地和中国产业链融为一体”。

康龙化成本身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作为中国本土CDMO企业，它既服务于国内创新药企，也在承接国际大型制药公司的订单。随着近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活动的增加——2026年上半年涉及中国分子的对外BD交易占全球交易数量的14．5％，相关交易金额占比约为31．66％——本土CDMO企业有望伴随客户药物进入国际市场，进一步切入全球制药巨头的供应链体系。

礼来选择把资金注入康龙化成，而不是另起炉灶自建工厂，本质上就是利用了中国成熟的CDMO基础设施，以较低成本建立了自己在华的生产保障能力。

除了直接获得海外药企订单，中国创新药持续出海，也正在为本土CDMO企业创造新的机会。原本参与相关药物研发生产的本土CDMO企业，有望伴随客户药物进入国际市场，进一步切入全球大型制药公司的供应链体系。

看不见的棋局：谁来受益？

跨国药企的大笔投入，对中国本土医药产业链格局的长期影响正在显现。

正面来看，CDMO模式的深化将推动国内相关配套产业的标准化升级——质量认证、环保要求、自动化水平都会跟随国际标准提高。对于具备竞争力的本土CDMO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借势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窗口期。

但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潜在的压力。跨国药企在华的制造能力越完善，就越能绕过某些中间环节，直连终端市场。这对于依赖外贸通道、代理体系的本土企业和经销商而言，可能是长期的竞争压力源。

此外，ESTEVE的迁移过程预计将持续至2028年。在过渡期内，新旧工厂的效率差异、人员流动稳定性，以及当地政府的配套承诺是否兑现，都是值得追踪的观察点。

三个可以跟进的信号

信号一：ESTEVE绍兴新基地的预期投产时间表。 目前该公司强调新旧过渡的平稳性，但未披露具体投产节点。实际开工节奏可以侧面反映外资决策的执行效率。

信号二：礼来30亿美元投资中剩余部分的流向。 除了已披露的对康龙化成的2亿美元投资，其余28亿美元的投向尚未公布。如果后续资金也偏向于合作而非自建，将进一步印证前述“生态嵌入”的判断。

信号三：阿斯利康、诺华投资的详细拆解。 每日经济新闻目前仅汇总了三家合计超1230亿元的数字，各家的单项投资和项目类型尚未逐一披露。这些信息将帮助判断哪些细分领域最受外资青睐。

跨国药企的投资决策从来不是为了配合某一方的叙事。当他们在同一个方向上连续落子时，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他们说了什么，而是他们的钱流向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