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预警：AI就业冲击遵循J曲线，“短腿”阶段亟待关注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蔡昉在2026年10月24日举行的外滩年会上给出了一个与大众直觉相悖的判断。

AI对宏观经济和就业市场的影响正处在“安静期”。

这意味着从官方统计数据和总体失业率来看，技术变革还没有造成大规模失业或劳动力结构的断裂。但如果深入到企业招聘的具体环节——尤其是初级岗位的要求变化和用人标准调整——信号已经出现。

“这是难得的窗口期。”蔡昉说。

这个判断的危险之处在于，当大多数决策者还在用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来推演AI影响时——每次工业革命最终都创造了更多工作岗位——AI带来的冲击可能不遵循这个历史模板。

J曲线陷阱：就业破坏先于生产率提升

传统经济学理解的技术变革路径通常被视为线性的：新技术替代部分人工 → 整体效率提升 → 成本下降带来新需求 → 新岗位涌现。

英国经济学家恩格斯在研究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记录过类似的现象：在漫长的工业化早期，尽管机械化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实际工资水平和工人群体的生活质量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停滞甚至恶化。这段被称为“恩格斯停顿”的历史时期提醒后人，技术革命的收益分配并非会自动趋向普惠，其间必然伴随着痛苦的磨合阶段。

但在蔡昉的分析框架中，AI冲击呈现出一条更为陡峭的“J字形变化曲线”。

曲线的左半段是最危险的区域。在这一阶段，企业开始利用大模型算力优势快速替代某些流程化岗位以压缩成本，但整个行业的整体生产率和附加值的提升还没有跟上步伐。就业岗位已经被削减，新的经济价值和新增的工作机会却尚未形成。这就是所谓的“短腿”阶段——产出没有显著增长，但劳动投入已经减少。

结果就是收入增速放缓，甚至国民收入循环受损。如果中国在AI应用的前沿赛道上保持高强度的渗透率，那么这条J曲线的形态反而可能更为剧烈——因为技术普及的速度越快，企业缩减人力成本的动作就越集中，而新动能的释放往往具有滞后性。

K字形分化的底层逻辑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冲击对不同人群的不对称性。

蔡昉将其概括为“K字形分化”。

年轻劳动者的入门级技能正在被迅速贬值。当一个初出茅庐的职场新人发现自己的基础文字处理、数据整理、流程审核等入门级工作内容能被AI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时，他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一个暂时性的求职难问题，而是整个职业训练体系的根基动摇。

这些岗位历来承担着“学徒制”的功能。没有这些门槛级职位作为起点，下一代的技能积累和职业阶梯就失去了支点。如果年轻人无法通过低门槛工作积累经验，他们将很难跨越到那些需要复杂判断力的高阶岗位。

与此同时，高阶岗位的壁垒在上升。那些能够驾驭AI工具、进行复杂决策的工作要求越来越高，薪资差距随之拉开。

两头之间的腰部地带也在塌陷。中等收入岗位——无论是行政助理还是基础分析师——大量暴露在对口自动化技术的射程之内。

另一个极端是老年劳动者面对的“科技鸿沟”问题。这一群体不仅要承受传统产业衰退的压力，还要在晚年面对新一轮数字化改造的适应困难。这不是简单的“跟不上潮流”，而是一场系统性社会保障能力的考验。

谁该承担缓冲成本？

蔡昉提出的对策方案可以归纳为一个核心命题：不能把AI冲击的后果完全交给市场自行消化。

第一条路径是把应对AI结构性就业矛盾直接纳入国家的“投资于人”战略框架。这不仅仅是职业再培训的概念升级，更是财政资源重新配置的明确信号——把本可以用于其他领域的公共资源，优先投向劳动力的适应性建设。这意味着政府需要在终身学习、转岗补贴以及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上投入真金白银。

第二条路径是推动AI平权和对齐引导。具体而言，就是要求企业在应用模型开发时必须考虑社会效应维度，不能让技术设计只追求单一的效率最大化。这本质上是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约束，从社会、宏观经济及产业维度全面要求AI对齐，让AI成为能力增强器而非单纯的岗位破坏者。

第三条路径更具可操作性：超前培育服务业。

这里的逻辑是利用产业结构的多样性来对冲单一技术带来的震荡。服务业具有需求弹性大、且很多细分领域仍然高度依赖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互动和信任关系等特点。通过产业政策让这些行业发展快于人口和技能结构的自然变化，就能创造出足够的缓冲空间，吸纳那些从其他行业流出的劳动力。

最后一条路径涉及制度层面的深度改革：社保体系必须与新就业形态接轨。随着平台经济和零工经济的发展，灵活就业和非单位就业的比重正在不断增大。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很大程度上还建立在传统雇佣关系的基础之上，如果不进行制度升级，大量受影响的劳动者将在失去原有工作之后陷入保障真空。

接下来看什么

未来半年到一年里，有几个关键指标值得持续跟踪，它们将验证“J曲线”左侧阶段的真实压力：

第一，青年群体的招聘门槛变化。如果初级岗位的职位描述（JD）中出现越来越多“需具备AI使用能力”或“有AI辅助经验优先”的条款，说明市场对基础人力需求的收缩已经开始兑现。

第二，平台经济和零工经济的社保覆盖进展。目前多地已在试点灵活就业人员参与职工医保或养老保险的制度安排，试点范围扩大到何种程度、参保率能否形成规模效应，将检验“制度对接”这条路径的实际可行性。

第三，地方政府在“投资于人”方向上的财政投入比例。职业培训预算、转岗补贴、终身学习账户这类项目能否获得稳定资金支持，取决于它们是否真正进入地方政府的优先事项序列。

第四，重点行业的企业用人策略转向节奏。哪些领域的头部公司在率先缩减编制并增加AI工具部署，这些样本将构成J曲线左侧最早的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