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银行业打响“反内卷”第一枪,公开举报电话你敢打吗
2026年9月28日,厦门银行业协会签署《银行业反不正当竞争自律公约》,同时设立了一条面向公众的举报热线。热线受理的范围锁定五大类行为:不当考核激励、非理性定价、不当返佣返利及套费套利、不当营销宣传、盲目竞逐市场。
这不是厦门第一次出台银行行业自律文件。但在净息差已跌至1.41%、存款利率不断下调的大背景下,这条公开热线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把监督权从行业内部伸向了每一个储户、借款人乃至银行员工。
过去,银行之间的价格战主要在暗中进行。客户经理为了完成揽存任务,私下提高返点;贷款机构为了抢客户,突破LPR底线降价放款。现在,这些行为可以直接被举报。
五类红线:从一纸公约到一部电话
据每日经济新闻独家报道,厦门银行业协会的自律公约涵盖八个方面的管理要求,核心条款聚焦存贷款利率定价规范和返佣返利管理。
但公约的具体量化细节尚未完全披露。什么样的利率下浮属于“非理性”?返佣比例的上限是多少?这些关键的判定尺度目前仍是内部掌握。
不过,举报电话的设立本身就是强烈信号。按照设计,举报人需提交完整线索要素,协会建账定期上报监管部门视情通报。这意味着,原本局限于行业内部的纪律约束,新增了一个来自公众的外部监督通道。
这一动作与监管层的执法态度高度呼应。2026年以来,已有超过10家银行因违规设置考核指标和金融监管总局处罚。公开报道的典型案例包括:永泰县农合社被罚150万元、四川凉山农商行被罚120万元、福建沙县农商行被罚170万元等,单笔罚金最高达170万元。
1.41%的窗口期
净息差是理解这一轮“反内卷”的核心指标。2026年第二季度,商业银行平均净息差为1.41%。这意味着银行放贷收入扣除存款成本后,每借出100元钱仅能赚到1.41元。
该数值处于近年来历史低位。自2022年起,受LPR连续下调及存款定期化趋势双重挤压,银行净息差持续收窄。直到2026年二季度,罕见地出现单季环比回升1个基点的反常现象——也是2022年以来首次出现环比反弹。
看似微弱的回升,实则为自律提供了短暂的窗口期。上半年全国商业银行累计净利润约1.2万亿元,增速显著放缓。在利润承压的背景下,银行最直接的应对策略是通过扩大资产规模弥补息差损失。而扩规模最常用的武器之一,就是价格战。
问题是,价格战对单个银行可能是最优解,但对全行业而言却是零和游戏。一家银行通过低价抢走客户,另一家就必须跟进防御。结果是所有人都在少赚钱,甚至有人面临亏损。
罚出来的教训
从处罚案例的地域分布看,县域金融机构和部分地方性银行占据了绝大多数。它们的商业模式相对单一,严重依赖存贷利差,缺乏财富管理、投行等中间业务的收入缓冲。息差一旦收窄,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加杠杆冲规模。
而考核机制恰恰是这种冲动的放大器。当分行行长接到总行下达的年度信贷投放或存款增量目标时,现实中的选择往往不是“要不要做”,而是“怎么才能在合规边缘做到”。于是,违规高息揽储、变相贴息放贷等灰色操作就出现了。
金融监管总局的处罚意在从根源上切断这种激励链条。但罚款只能事后惩戒,难以预防下一次冲动。这正是自律公约存在的价值——用行业共识替代事后追责。
谁在卷?谁被卷?
表面上,银行价格战的参与者是同业内各机构。但从产业链条上看,最终买单的是两类群体。
首先是普通储户。当所有银行竞相压低存款利率时,储户的利息收入无可避免地缩水。尤其是依赖储蓄理财的居民,其被动收入直接下降。
其次是融资端的需求者。虽然低利率理论上有利于借款人,但过低的定价往往伴随着隐蔽费用或其他附加条件,反而增加了综合资金成本。更糟糕的是,当客户经理的考核重心从服务质量转向规模时,他们用来揽客的手段可能从专业建议变成利益输送。
这也是公约之所以特别强调督促银行回归“专业服务”的原因——如果客户经理不再靠送礼品和返点拉客户,而是靠资产配置能力和风险管理建议赢得信任,整个行业的竞争形态才会发生实质性转变。
自律能否长出牙齿?
公开举报机制的最大创新,是把内部监督变成了外部可见的制度。以往银行违规行为的发现主要依靠监管现场检查或内部审计,覆盖面有限且频率不高。任何一位感到不公平待遇的储户或心怀不满的员工都可以成为线索提供者。
但执行层面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第一,行业协会的核查权极为有限。自律组织没有行政处罚权,其角色本质上是线索收集者和转报者。如果处理周期过长、反馈不明确,举报的积极性可能迅速消退。
第二,恶意举报的成本谁来承担?如果竞争对手故意提交虚假信息以抹黑对手,目前的公约框架中未见相应的甄别和惩罚机制。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总行的考核机制是否同步调整。自律公约约束的是分支机构的行为边界,但如果总行下发的KPI指标没有改变,一线员工的激励逻辑就不会改变。分支机构完全可以找到其他不受公约限制的业务领域继续冲量。这才是自律能否真正落地的深层命题。
接下来看什么
对于关注银行业走向的读者,以下五个指标值得关注。
其一,举报数量和处置结果。初期收到多少举报、哪类违规占比最高、最终多少线索被移交监管部门并得到实质回应。这是检验自律公约生命力的第一道关卡。
其二,其他城市的跟进节奏。厦门是否为首创试点,抑或是更大范围推广的前奏。若有更多城市出台同类自律公约,则意味着这并非短期运动,而是全国性政策转型的组成部分。
其三,监管考核机制的顶层设计更新。如果总行层面对分行的考核标准没有根本性调整,任何自律都只是在治标而非治本。关注金融监管总局是否会出台统一的银行绩效考核新规。
其四,净息差的后续走势。若自律措施见效,短期内银行规模扩张速度必然放缓,息差可能在低位维持较长时间。但若效果不达预期,不排除监管层面采取更强硬的手段。
其五,不同类型银行的差异化应对。国有大行和全国性股份行的多元化收入结构使其抵御息差收窄的能力更强,而地方性银行则需要更清晰的转型路径——在失去价格战武器后,它们靠什么留住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