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70％到100％，跨国药企为何把早期研发交给中国

冯保和今年已经第四次来到中国。

10月12日，勃林格殷格翰在上海张江的中国研发中心落成。在此之前一天，他刚参加完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投资中国不是一项短期商业决策，而是一项长期承诺。”这位股东委员会主席说。

落成的新研发中心有两个明确任务：一是拓展在华早期临床开发能力，二是深化外部创新合作。其中一个指标被标得很清楚——勃林格计划将中国参与全球早期临床研究项目的比例，从目前的约70％，提升到100％。

这不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调整。它意味着什么，要看另一个数据：目前，勃林格殷格翰全球关键临床研究中，已经有100％由中国参与。

换句话说，到晚期，几乎所有勃林格的关键试验都依赖中国数据；到了更早的研发阶段，他们也希望完全如此。

“先试这里”的经济账

早期临床研究，指的是在药物进入大规模验证之前，先在小型人群中测试安全性、确定初步疗效信号、探索合适的剂量和生物标志物。这个阶段决定了一个分子是否能继续走到后面。

过去，这一步通常发生在欧洲或北美。如今，越来越多企业开始考虑换地方。

原因并不复杂。

首先是时间。中国患者基数庞大，疾病谱丰富，患者招募速度往往快于欧美。其次是成本。同一项临床试验在中国的投入，通常是欧美市场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再加上近年来中国临床研究中心的能力提升——很多医院已经有了成熟的GCP体系，数据质量不再是一个明显的短板。

这些因素叠加，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越多的试验安排在中国，本地积累的经验就越丰富，效率就越高，进而吸引更多试验。

勃林格殷格翰大中华区总裁苏晏宁将这个趋势概括得更直白：“中国作为全球创新策源地的重要价值”正在被释放。

不只是建实验室

如果说研发中心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投资，那么外部合作网络就是一个更复杂的生态布局。

10月10日，也就是研发中心落成前两天，诺华在上海启动了另一件事——“诺商生命科学产业化基地项目”，总投资约18亿元。这个项目面向创新药企业开放，提供从中试到生产的全链条支持。

同一天，勃林格也在做类似的事：他们在扩大对外部创新的链接。

今年上半年，上海生物医药领域发生了15起BD（License－in／out，授权引进或输出）交易，金额合计141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让上海位居全国前三。

BD交易的本质是什么？是技术能力的买卖。一家药企发现了一个有潜力的分子，但自己没有能力把它推到临床甚至上市，那就把权利卖给另一家更有经验的企业。反过来，如果你的技术足够强，也可以把自己的权利卖出去。

勃林格自己就是这套机制的玩家之一。今年1月，他们与国内先声药业达成合作协议，获得后者自研的双特异性抗体SIM0709在大中华区以外的全球权益。根据协议，先声药业可获得首付款，以及最高10．58亿欧元的里程碑付款和销售分成。

这笔交易的方向很清楚：钱从勃林格流向先声药业，技术也一起走了。这说明，中国的创新公司已经不满足于只做“跟随者”，而是在某些细分领域拥有了可以被全球买走的独特能力。

对跨国药企而言，拥抱这条供应链，等于提前锁定了未来管线的候选项。

谁在受益，谁在承压

这一轮早期研发的地理迁移，受益方比较集中。

第一层是直接相关的主体。勃林格殷格翰预计至2030年将在中国收获近20项注册审批，其中多款新药有望实现全球首发或同步获批。这意味着中国不再是被动等待海外产品落地的“下游”市场，而是参与了定义药物的过程。

第二层是中国本土的创新生态系统。大量临床试验外包需求、CRO（合同研究组织）、CDMO（合同开发与生产组织）的订单会增加。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去年首次突破万亿元，已有6个一类创新药和20个三类创新医疗器械获批。这些都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第三层相对隐晦，但可能影响更深远的，是数据。当一个药物的核心证据来自中国患者的临床反应时，相关基因型、疾病特征和环境因素的数据库也会随之沉淀。这些数据本身构成了下一个十年的竞争壁垒。

承压的一方同样存在。部分原本以欧美为中心的临床运营企业——无论是CRO还是检测服务商——可能需要重新调整业务重心。另外，如果全球多区域临床试验的资源过度向中国市场倾斜，其他地区的医院和研究者可能会面临试验机会减少的问题，但这更多是一个区域性的影响，而非全局性的。

三个观察指标

跨国药企的早期研发在中国加速落地，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已经解决。以下几个指标值得跟踪：

第一，中国患者在关键试验中的实际贡献度。目前勃林格宣布关键临床研究100％中国参与，但如果未来在多区域试验中，中国样本的权重持续上升，会否引发监管机构对“代表性偏差”的关注？这是需要平衡的技术与合规问题。

第二，BD交易的价值流向。2026年上半年上海BD金额达到141亿美元，但这个数字是由多家企业和多笔交易组成的。追踪每一年中国企业在BD交易中是买方还是卖方、净流出的资金量有多大，能判断出中国在创新价值链上的真实地位是在上移还是在被锁定在中低端。

第三，本土创新能力是否匹配预期。当前早期临床的优势主要来源于患者规模和成本，但如果底层靶点发现和创新分子设计的能力没有同步跟上，所谓的“全球化策源地”可能只是“高级实验室”。真正衡量这一点的方法是看有多少源自中国团队的创新药物获得了FDA的IND（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批准，以及获批的速度是否在加快。

这些数字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但它们决定了这场“东移”最终是深度的结构重塑，还是一次性的产能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