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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正在“朝错误方向发展”——一位非票委主席的警告

2026-11-16 11:24:40

堪萨斯城联储主席杰夫·施密德没有投票权。但在夏威夷的一场信用合作社会议上,他给出的判断比任何票委都要锋利:“美国通胀令人不安地高于2%的目标,而且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这不是温和的担忧,而是对市场主流叙事的全盘否定。

就在同一天,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数据显示,12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达到95%,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5%。

施密德的表态发生在11月16日,距离上次议息会议(10月底)刚过去不到三周。他并非此次加息路径的直接决定者——今年FOMC的九个投票委员分别是主席鲍威尔、副主席菲利普斯、波士顿联储罗森格伦、纽约联储威廉姆斯、里士满联储巴金森、明尼阿波利斯总裁卡什卡利、克利夫兰总统迈耶、亚特兰大行长博斯蒂克以及理事沃勒。堪萨斯城联储并不轮值投票。

但他选择了最敏感的时机说话。

“供给冲击论”站不住脚了

施密德讲话的核心靶标,是一个在过去半年被广泛接受的经济叙事:高通胀主要由供应链紊乱、能源价格波动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投资拉动构成,属于“一次性冲击”或“AI驱动的结构性需求变化”,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对此效果有限。

他拒绝了这个结论。

“我们拥有应对‘过热’物价压力的工具和责任,”施密德指出,“需求在当前的通胀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美联储完全可以通过影响总需求来干预并实现物价稳定。”

这句话的分量,在于它重新打开了货币政策的“刹车功能”。如果通胀确实源于供给侧,那么加息的意义就不那么大——因为工厂建好了就是建好了,港口疏通了就是疏通了,利率无法凭空变出芯片或集装箱。但如果需求端仍在推升价格,加息就有了明确的用武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施密德同时引用了“沃什主席”关于“我们还有工作要做”的表述。根据现场记录,这很可能是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期的类似措辞,尽管截至本稿发稿时,联邦储备委员会官网尚未收录鲍威尔11月的独立演讲稿。无论如何,这一引用的意图十分明确:施密德试图将其个人立场锚定在美联储最高层的政策共识之中。

FOMC内部,不止一只猛虎

如果把镜头拉远一点,施密德并非唯一的鹰派声音。

就在施密德讲话前三天,FOMC投票委员之一、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卡什卡利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暗示,如果通胀数据继续走强,不排除在12月会议上支持加息的可能性。更早之前,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在11月10日的演讲中直白表示:“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将是需要的, sooner rather than later(越早越好)。”

理事米歇尔·鲍曼则在11月10日的同一场活动中提供了量化支撑。她援引最新数据指出,10月份核心PCE物价指数可能已上行至3.3%,显著高于2%的目标区间。尽管她当次投票选择维持利率不变——理由是“需要更多数据确认后再做调整”——但其措辞中流露出的焦虑已经溢于表面。

相比之下,副主席杰斐逊的态度则显得更为谨慎。他在11月13日的演讲中将话题集中在人工智能与生产率的关系上,认为AI投资虽然短期内推高了资源利用和价格水平,但中期会通过供给改善缓解通胀压力。这是典型的“先抑后扬”逻辑,也是鸽派的基本盘。

但杰斐逊的温和并没有成为本周的叙事主导。市场的反应清晰地指向了另一个方向:12月加息。

95%的概率意味着什么?

理解95%这个数字,需要回到定价机制本身。CME Fed Watch工具的算法基于联邦基金期货合约的价格隐含概率。当95%的投资者为“加息25bp”支付了溢价时,说明他们认为降息的路径已经被打断。

当前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自9月以来维持在3.75%-4.00%,已经连续两次议息会议没有变动。按照历次FOMC八次会议的节奏,下一次会议就在12月中旬,随后的一月到二月才是市场普遍预期的“观察窗口”。

然而,施密德和沃勒的鹰派表态实际上把时间线向前压缩了。

如果12月如期加息25个基点,那么联邦基金利率将触及4.00%-4.25%区间。考虑到10月核心PCE可能已达3.3%、就业成本指数(ECI)同比仍为3.1%、平均小时工资增速(AHE)同样处于3.1%高位——这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传导链条尚未断裂。只要工资增长维持在与历史均值相当甚至更高的水平,通胀回落就缺乏内生动力。

对于全球资本市场而言,“廉价流动性结束”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假设,而是一条正在被不断缩短的时间表。

成长股估值对无风险利率的变化极为敏感。以DCF模型的基本逻辑为例,贴现率的每一次上移都会通过复利效应显著压低未来现金流的现值。当美债10年期收益率逼近5%甚至更高时,那些依赖远期盈利支撑科技股、新能源和生物医药板块的投资者将面临二次重估压力。

新兴市场资本流动也会受到影响。强美元环境通常伴随着跨境资本的重新配置——资金从风险较高的新兴市场流回美国国债等安全资产。对于外债负担较重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这可能不仅仅是汇率波动的表象,而是真实的主权债务可持续性挑战。

接下来看什么?

施密德讲话的价值不在于他本人能否决定政策(他不能),而在于他选择了一个公开场合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这种信号往往是政策拐点的早期指示器——非票委成员不需要承担决议结果的责任,反而可以更自由地表达关切。

以下几个指标值得持续追踪:

第一,12月FOMC声明措辞的微妙变化。如果措辞从“通胀仍然居高”升级为“通胀下行进程停滞”,那就意味着整个委员会的定性已经改变。

第二,11月中旬公布的10月CPI最终读数。Bowman引述的是核心PCE(3.3%),但 headline CPI(整体通胀率)的数据来自BLS而非联储系统,口径不同。如果整体通胀同样上行,市场的加息预期将进一步固化。

第三,ECI和AHE的工资增速走势。这两个指标衡量的是工资增长的底层压力,比单纯的失业率数字更能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冷热。如果它们继续维持在3%以上,通胀粘性的解释就多了一层支撑。

第四,明年1月/2月议息会议前是否有更多票委跟进鹰派表态。施密德是非票委,他的影响力是间接的;但如果下一位发言人恰好是一位持有分歧意见的票委,那才是真正的风暴信号。

第五,联邦基金期货市场在下次议息前的价格异动。95%的置信区间看似稳固,但也存在坍塌的空间。一旦出现新的通胀超调数据,概率曲线可能在几个交易日内剧烈偏移。

美联储的故事从来不只是关于通胀数字本身,而是关于谁在定义这些数字的含义。施密德选择在这个时刻发声,也许只是因为——正如他所说——通胀真的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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