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太格访谈系列之四：能参与雄安新区的规划设计是我最大的盼望
编者按：2017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和2012年末相比，该比重提升了5.95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1.02亿人。研究显示，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平均在80%左右，这意味着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未来城镇常住人口还将继续快速增加。不过在为经济发展增添动能的同时，城镇化也给城市本身带来方方面面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做好城市规划”成为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在3月下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间隙，《财经时报》再次对“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先生进行专访，并将相关的访谈内容整理成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刘太格先生曾任新加坡重建局局长与总规划师，是新加坡“花园城市”和“居者有其屋”理念的实践者，新加坡规划设计经验的典型代表。他先后参与中国40多个城市的规划设计，为中国带来先进的设计理念和风格。目前他担任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新加坡大学建筑系咨询委员会主席和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主席。
财经时报：这是您第二次接受《财经时报》的专访，在上次的采访中你谈到“期待今生能在中国做出世界级的城市，即使大小不等，这可以提升中国在全世界的民族尊严和形象。”这是您的心愿。您也希望有机会为雄安新区的规划出谋划策，今天您能不能就雄安新区和北京等大城市规划治理谈些具体的意见呢？
刘太格：在城市建设中，应该说新加坡经过多年的积累，有了相当成熟的经验。要是用一句话来形容新加坡的模式，可以说是现代化的、亚洲化的欧洲规划理论的实践，这句话很关键。亚洲人多地少，对城市而言，一是规模大，二是人口密度高，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城市规划做好，并让人没有压抑感，需要很多的智慧和技术。在这方面，新加坡有不少值得参考的地方。
在亚洲，尤其在中国，有好多超大规模的城市。在欧洲很少看到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大的城市，这也是亚洲城市规划面对的挑战。针对这些超大规模的城市问题，我提出了城市族群的理念。一个城市，不是一个单体，而是有很多成员。如果把城市比喻为一个大家庭，新加坡这个小城市，家里有祖父母、父母和孩子。而像北京、上海这些超级大城市，家里就有曾祖父母、几个祖父母，若干个父母，就像一个大家族。为什么像家族呢？就是每一代人都能得到上下一代的有效照顾。如果说一个家庭，曾祖父母下面直接照顾曾孙，这个家庭很难管理得好，靠一两个成人去教育和照顾好几十个小孩，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超大城市也是如此。像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最好是由五六个城市组合起来的城市群。按这样的理念看，很容易理解，北京的问题就是让五六个人的体重长在了一个人身上，这样就会出现问题；五六个人的体重如果分别长在五六个人身上，身体才会健康健美。这五六个人中，重要的是要有一个老大，好好地带领其他几个兄弟姐妹。
对北京而言，以北京的天安门、故宫为核心的城市区域就是老大的家庭，其他地区就可以依次分成弟弟妹妹的家，这样讲应该好理解。每个家庭的基本功能都是一样的，都要齐备。在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再体现出每个家庭成员不同的特殊技能。我们不能过分强调技能而忽视家庭的基本功能。在这一点上，我们往往会因为误读了发展的概念，有些操之过急，过分强调特殊项目的发展而忽视基本功能的配置，这就会导致城市建设基本功能和城市特色不能合理协调。
就像我前面讲的一样，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天赋，无论是歌唱、舞蹈还是科研，都需要基础知识的积累。特色只能是在基本功能上锦上添花。譬如说，这个地方要做高科技产业，其他的城市基本功能就不完善配置，这样是不行的。高科技产业的背后有它的产业链。产业链是什么呢？就是基本功能的配置，这一点必须配置好。任何时候各个城市都不能撇开城市的基本功能的配置单独去谈特殊功能的发展。
在亚洲、如中国和印度，都有一些超大规模的城市。一个城市的人口甚至超过澳大利亚整个国家的总人口。澳大利亚的人口和上海的人口基本相等，但澳大利亚并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五、六个城市的组合体。而北京、上海恰恰相反，把本来五六个城市的规模做成了一个城市。无论是悉尼还是墨尔本，它的城市功能已经很齐全，而且你感觉起来很舒适。北京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当然有人说，北京的问题是几十年来形成的，是历史的问题，要按城市族群的理念改造，会面临着无法想象的巨大困难。我的意见是，肯定是难。但是，越难的问题要越早解决，否则，问题就会升级，就会变成更难解决的事。如果你现在头痛，不去检查，一直拖下去不管，可能头痛会一直加重。再继续拖，可能就会发现严重的病症，这时再处理就难上加难，医疗费用也会大大增加。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对现在的头痛问题，再忙也要处理好。越早动手，治理的成本就会越低。
新加坡现在的人均GDP超过全美的人均GDP，为什么呢？我们一开始就对城市发展做了很好的规划，所以后来花在纠正城市病的费用就很少。我们在城市建设中的投入是有收益的，而且是很少有浪费的，是用来“保健”的，而不是用来“治病”的。由于我们在新加坡把规划做的较好，而城市建设的投入也合理按序进行，城市里的地价就会上涨，导致新加坡政府长期来，千方百计地把地价控制下来，以保证我们在世界市场上，商业运作的成本还能保持一定的竞争力。这也是做好规划，合理建设带来的额外优势。
还有一件事，我们做规划，必须按照城市长远发展的需要进行规划，而不是按照现有的开发能力来进行规划，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在远期规划中设计了五条快速路，可是由于现在没钱，就改画成三条。这么一改，问题就出来了：你删掉两条，即便是将来有钱修建，土地却找不到了。按照现有的能力来规划，这是在规划上的一个重大的误区。譬如，新加坡的地铁线的规划，是在1971年规划出来的，那时根本没有钱搞建设，但政府仍把地铁线画在规划方案上。既然规划确定了，政府就开始按照规划征收土地，开始棚户区的拆迁，一直到1982年政府才有钱建设地铁，八十年代的地铁项目，用的是七十年代的土地价格。也因为此，我们的地铁在当时被誉为全球最便宜的地铁工程，可见规划是有效益可计算的。我说这些，不是凭着自己的想像，而是有真实的案例。
还有就是规划年限要做长久。换句话说，规划要做远到近，大到小。如果一个城市能在2070年长成一只大鹏鸟，那么你的规划该如何做呢？首先我建议做个2070年的远期规划，覆盖建设所需的城市大范围。把这个2070年方案做完之后，再以2070年远期方案为依据，并根据开发需要做2050年、2035年的规划方案，这就意味着一步步来，先建设小鹏鸟、然后中鹏鸟、最后长成美丽的大鹏鸟。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做短期小范围的规划，然后一步一步的分段做中、长期的规划，这就好像先做一只火鸡，再加另外一只火鸡，最后把几十只火鸡挤在一起，还是不能变成一只大鹏鸟。小鹏鸟长成中鹏鸟，再长成大鹏鸟，这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如果是几十只火鸡挤在一起，无论如何也不会变成大鹏鸟，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关于雄安新区的事，坦白地讲，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渴望有机会为雄安做些规划工作，能把我多年的规划实践分享给雄安。因为雄安处在北京的大城市圈范围之中，如果能把它做好，也将对全中国的城市建设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我这个年纪为什么还想做这件事？主要是为了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为什么选择中国呢？因为中国的政治环境好，可以做好规划。你到欧美那些民主国家，无论多么好的规划，必须要得到反对党的认可，实施起来非常困难。中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有独特的制度优势，需要好的理念就能做好。（作者 新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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